其三，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行政机关，可拘留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通过词源分析发现，people、nation、ethnic等词的含义与宪法文本中民族有着较大区别，国家层级（政治属性）和社会层级（法律属性）是文本中民族的两大层级属性。从54宪法到82宪法，对民族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亦或同种表述的语义也有所不同。
[1]在韦氏辞典官网中people的第一个意思是依据共同习性而组成的共同体，它的复数形式peoples译为同一政权组织下的拥有共同文化习性的人类共同体[2]，更近似于nation或ethnic group。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代议制政府》中也强调，在尊重民族文化属性的前提下，民族的融合与混同是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的。[7]当前，国际社会早已将nationality第一语义定义为，国籍。田家英主张规定多民族的同时，也应该加上多种族，在各民族后加人民，李维汉则对此都不赞同，刘格平也为也不需要。这要求对民族文化的持续考量，对民族整体与民族个体的平衡协调。
依据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自治是经历了文化、政治、法律方面的自我管理之后，最终要达到国家层面的民族自治（national self-government），即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归属是民族认同重要依托，而民族归属的终极表达应该是国家认同。[68]但如果一种行为本身就会对制度产生影响，当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界限被逾越时，也就是说经济系统作为系统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受到威胁时，那么这种日常行为的框架保障就失去作用了。
[10]参见前注[1]，税兵文。然而，颇具争议的是，宪法上有关国家所有的规定能否被解读为一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由于宪法中只有国家所有、而并未直接出现国家所有权一词，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具有了开放性，就现有的研究趋势来看，许多学者都倾向于将宪法中的国家所有直接解读为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8]但很少有学者从国家能否成为基本权利主体角度加以论证，[9]而如果要建构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这一论证是必不可少的。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9～34页。尽管财产与自由自近代以来几乎被视为同义词，但时至今日已经开始有学者对财产权的这种生存保障功能提出质疑，认为虽然不能完全抛弃财产权之于自由的意义，但将其界定为财产权唯一或者首要的功能则并不确切。
巩固博士虽然认为作为基本权利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会出现国家防御国家之权的悖论，但认为仅从私权角度无法理解国家所有权，而必须从宪法公权角度加以理解，但何谓宪法公权、其与基本权利的关系究竟如何等问题，文章并未给出清晰界定，并且文章将国家所有权视为国家‘反防御之权，或者说是对个人防御权的‘解除，其实质是对相关领域国家权力运行的许可、对国家干预的宪法承认这一颠覆传统基本权利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在宪法所处理的个体一国家关系中，国家始终处于义务主体地位，因此对国家所有权才有国家防御国家的质疑）的观点也并未有令人信服的充分论证，参见前注[1],巩固文。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
毋宁说，国家所有是一个涵盖宪法、行政法、私法乃至刑法等不同法律层面的立体化法律制度。[66]工具作为因果要素之一其特征在于价值视域的限缩，意味着因定向于某一特殊目的而将行动后果的其他价值视角排除在外。[77]关于国家保护义务和保护功能参见Pieroth/Schlink,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24. Auff. , CF. Mu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8, S. 22ff。具体来说是维护沟通结构各种不同的一般化方向以防止—由政治系统（当然也可能由社会其他子系统）所引发的—简单化的融合趋势，[59]因而基本权利无法真正建构起经济系统的组织原则。
[14]也就是说，随着国家法实证主义的胜利，有机主义的国家理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1982年宪法变迁的总体趋势：经济系统的分出 1982年宪法在四次修宪中变动最大的莫过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款，就国家所有而言，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都未做修改，但《宪法》第7条却在1993年修宪时从国营经济改为了国有经济，一字之差其含义完全不同。对于这点，最突出表现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方面，[83]并且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这一条款在制定时的讨论也表明了这一点。而部分实现了资本民营化或者任务民营化的国有企业在从事公共给付活动时其基本权利主体地位仍受到限制，并仍应受基本权利的拘束。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这里虽然可以见到神圣的字样，但从历史变迁来看，这一术语是历史的产物，而第13条的私有财产在修改之后已经具有与第12条的公共财产同等重要的地位。21, 362 （373f）. [41]比如有学者认为，由于国家行为的民主化、他治的特性与个体行为的自由、自治的特性之间存在截然对立，经由民主而正当化的国家行为不能同时建立在由基本权利所保障的自治基础之上，因此应该彻底排除国家的基本权利能力。
周友军：德国民法上的公法人制度研究，《法学家》2007年第4期，第140～147页。BVerfGE 1，14, 34; 101，158, 221f。
自由主义和今天仍占据主流的观点是：财产应该被视为个体的自由或者说人性尊严的前提，财产权是从人之为人的权利中推演出来的并因此作为并不包含公共或者政治意义的私有财产而存在的。[81]这里衍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组织或个人能否成为违宪的主体，由于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出现大量将组织或个人作为义务主体的情况，这一问题就显得尤有探讨的必要，这也会颠覆以国家公权力为主要义务主体的宪法传统，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宪法文本中的组织或个人之义务提出的是一种立法上的具体化要求，并未颠覆传统上个体一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这需要置于中国宪法有关个体一国家关系的变迁中才能有进一步的理解，具体分析需另行撰文。对第15条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规定进行修改，增加了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内容。如果结合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走向，更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逐渐分出并具有自主性的总体趋势。[72]可以说，此时国家远景目标为大，除此之外几无个体利益立足之处，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在于：国家是一个理想国和利维坦，国家与社会利益至上，而个体需为之服务。另外，国家既可以公法人形式出现，如联邦与州作为直接从事国家行政活动的机关。
（三）国家参与经济的限制：宪法上国家所有权的排除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本身通过对货币及相关财物的占有而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参与方，由于其行为涉及货币，因此在经济中就会产生系统相关的后果。如果这种相互依赖最终以某个系统运行的独立性为代价，则系统之间的分化也就不存在了。
[72]参见前注[70]，彭真书，第447～448页。这意味着，国家所有在公共目的与营利性、公法调控与私法自治之间必须形成清晰的法律框架，这也构成了国家所有介于公私法之间的特殊秉性。
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24]Vgl. E. -W. Bockenforde. Organ, Organisation, Juristische Person, in: Fortschritte des Verwaltungsrechts,Festschrift fur Hans J. Wolff, 1973, S. 269 （272f，287ff）. [25]参见前注[19] , E. Schmidt-Aβmann书，第239页以下。
此后的《宪法》修改表明了计划体制的进一步削弱，1988年的《宪法》修改虽然最后只保留了第11条私营经济和第10条第4款土地使用权两处，但在讨论中却提出了涉及七处修改的方案，其中包括增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改革开放等内容。（一）财产权：从人格自由到经济自由的限缩 传统来说，对宪法财产权的理解是自由主义的，对私有财产的保障起源于启蒙时期，并与个体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13]只有从格贝尔开始，国家才真正成为实证法上的概念，这与德国国家法实证主义的发展轨迹是相吻合的。
我国学者孙宪忠教授也认为应该从具体机构入手谈国家所有权，建立公法法人所有权体系，否定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说，参见前注[6]，孙宪忠文。[16]基于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耶利内克主张国家拥有公权利的原因。
[74]尤其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预示了经济领域自主性的开端，即经济领域要按照市场的法则、而非政治的要求去运行。[21]虽然德国基本法中也存在国家的字眼，但国家却通过公法人等行政组织法上的主体得以丰满，国家并不能等同于公法人，却可以通过公法人实现其任务，而国家与公法人之间的差距只能通过民主原则加以填补，这也是法律保留原则的意义所在。
但1982年宪法已经开始尝试对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进行突破，因此规定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由此一来，对于经济而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原则上依赖于参与条件和国家内部权力分配并使货币仅具有空头配额证的特殊功能。
[18]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市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全面主观化，国家公权利的理念不复存在，主观公权利也仅限于个体之于国家的请求权，由此形成了行政法体系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可以说，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恰恰是以系统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为前提的，这正是卢曼所描绘的从整合性的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这种社会演进所带来的结果，正是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和功能分化的特征构成了社会子系统的界分以及系统层面上的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或者相互之间的间接影响（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都是以尊重对方的一般化原则为前提的。但如果今天仍然将之视为财产权存在的理由，则显得过于陈旧。发布时间：2015-10-13 进入专题： 国家所有权 财产权 基本权利 公共财产 物权法 。
时至今日，在实现国家所有的公法规制与市场运作相分离的现实来看，对国家所有的解读也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规制层面，而是也包含了一种去规制化（Deregulierung）的趋势。[35]因此，《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的限定条件，即依其本质具有可适用性，就需要视基本权利的属性（如人性尊严、生命权、宗教自由等就仅具有属人性，只能由自然人作为主体）和法人的属性而定。
三、国家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辨析 随着国家和社会的融合[27]以及民营化的发展，现代国家的组织形态日渐多样化。[3]葛云松：物权法的扯淡与认真：评《物权法草案》第四、五章，《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第52～62页
适度赋权使得每个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都是有限制的，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自由。国家的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契约，但人民在订立契约时并非将自身的所有权利让渡给国家，而只是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宪法中需要说明人民的哪些权利让渡了，哪些权利没有让渡，人民在没有让渡的权利中是自由的，而已经让渡的权利由政府按照有利于全体人民利益的方式行使。
关注微信
